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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标准日——“标准保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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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导读

    2020年世界标准日提出“标准保护地球”的最高大上主题,并在祝词中点出地球与太阳的关系,明示“地球是浩瀚太阳系中仅有的生命之舟,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依赖于太阳的能量”。把地球生命与太阳能量的相互依存关系表述的淋漓尽致。为此,整个地球,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制定“标准的标准”,以便真正实现“标准保护地球”的重任。

    首当其冲的节能减碳任务是聚焦绿色、低碳新兴产业,加强中国生态工业园区监管,实现全领域检测要求,制定数字生态指数标准等全方位的监测、评价、管理标准。在化石能源时代,标准导向是发展节能减碳技术,但也要强调创新。山东大学朱维群课题组提出的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新工艺,意在从能源、材料两方面节能减碳,属于标准创新,并为工程优化、验证、推广开路。当然,我们还期待着在替代化石能源领域出现零碳燃料,给国人更大的惊喜。

    2060碳中和目标,有了“标准保护地球”,会真正促成地球村同心协力;有了“标准的标准”,会全面提升标准的执行力和绩效;有了“绿色标准导向”,会更有利于全民聚焦生态优先享受生态福祉。对于标准的全方位导向作用,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和期待。

     

    目    录

    一、特别关注:2020年世界标准日祝词

    二、标准需求:保护地球标准涉及方方面面

    1、加强中国生态工业园区监管框架

    2、“十四五”如何适应全领域监测要求?

    3、聚焦绿色低碳新兴产业

    4、数字生态指数标准 

    三、标准创新: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新工艺

    1、化石能源固碳利用的能源工业路线

    2、化石燃料固碳利用的工业材料路线

    四、利益博弈:美国有关大气环境标准利益衡量的启示

    1、对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制定中利益衡量的规定

    2、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中利益衡量的规定

    3、美国法院判决对质量和排放标准利益衡量的态度

    4、美国环境质量标准制定中利益衡量的理论评析

    5、总体上对考虑经济成本因素的环境质量标准趋于赞同 

    五、标准导向:绿色标准导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1、绿色金融需要绿色技术标准支撑

    2、碳循环经济: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的新路径 

    3、绿色标准与绿色国力

    4、欧盟发布2030年气候目标计划

    六、本刊评论员:标准保护地球

     

    一、特别关注:2020年世界标准日祝词

    2020年10月14日是第51届世界标准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信联盟(ITU)将2020年世界标准日的主题确定为“标准保护地球”,联合发出世界标准日祝词:

    “地球是浩瀚太阳系中仅有的生命之舟,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依赖于太阳的能量。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现代文明活动中人类和大规模的工业活动使得地球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多,给全球气候和人类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大规模的城市化则要求我们要更加负责任地利用有限的资源。

    为减少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切实具体的行动和正确的方式方法。国际标准就是一种正确的方法。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信联盟(ITU)制定的国际标准,为应对技术挑战提供了切实可靠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泛分享专业技能和知识。标准覆盖了节能、水资源和空气质量等方方面面,提供了标准化的规制和测量方法。标准的广泛使用有助于减少工业生产和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促进有限资源的再利用,提高能源效率。”这一祝词聚焦全球气候问题,突出了减排二氧化碳这一核心措施。

    全世界每年化石燃料利用中排放CO2 340亿吨以上,其中约20亿吨被海洋吸收,陆地生态系统吸收约7亿吨,人工利用量不到10亿吨。大气中的CO2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增加到目前的410ppm,显然,CO2排放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大自然自身平衡的能力,降低化石燃料利用过程中的CO2排放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2016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20亿吨,超过欧盟与美国的总和,人均排放量也超过欧盟,中国面临CO2减排压力巨大,严重制约了我国未来发展空间。CO2的减排与利用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和科技问题,绿色发展、低碳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化石燃料利用的革命。CO2减排即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事关我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也是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深入,各类相关支撑标准也在不断增多。但标准过多,尤其是缺乏统一标准,增加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分辨的难度,并且难以衡量其对可持续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联盟(ISEAL)应运而生,希望建立“标准的标准”。

    原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副理事长马林聪表示,标准化有促进科学进步、规范社会治理、支撑产业发展、便利经贸往来的作用,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正发生重大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经济转型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高技术创新、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都需要标准支撑。目前,产品标准和各国家标准比较多,彼此不统一、不互认,例如在疫情期间口罩贸易上出现争议。如果在疫情之前,各国就有很好的产品标准互认体系,国际贸易就会很顺畅。标准的‘标准化’能促进贸易的便利化。标准是“基础”,我们需要完善标准体系里面所涉及到的“标准”,不断跟踪国际动态,在企业标准层面下功夫,通过提高标准水平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标准支撑地球可持续发展,已有国际经验。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号召要综合协调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共同推动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了17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的纲领性文件。在联合国的号召下,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依托其730余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太阳城登录组总结世界各国最佳规则和实践,从技术解决方案、组织过程和程序系统,对应性、支持性地形成6500余项ISO标准,给世界各国实践提供指导和帮助。

     

    二、标准需求:保护地球标准涉及方方面面

     

    1、加强中国生态工业园区监管框架 

    世界银行发表的《加强中国生态工业园区监管框架:中外绿色标准比较分析》一文中,就加强中国生态工业园区监管提出框架性建议:

    中国工业领域的可持续转型与发展是决定“生态文明”建设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工业领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者之一(2017年工业领域占全国GDP的40.5%),但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最大源头之一(2015年工业领域约占总环境污染的70%)。根据生态环境部(MEE)的数据,工业园区是工业生产的重要聚集地,“所有新工业太阳城登录的生产运营活动都必须在工业园区内进行”(Zhang,2018年)。工业活动在工业园区内的日益集中意味着工业污染亦将愈发聚集于工业园区内。因此,促进工业园区的绿色发展对实现中国以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为推进工业园区进行绿色发展而进行的有效管理,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管框架来提供相关的标准、要求、指导方针和完善的监督与评估框架。虽然中国没有专门设立工业园区管理法,但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的监管框架,涵盖不同的立法级别,包括(按立法级别高低排序)法律、法规、国家政策、标准和指标。这一监管框架涵盖工业园区管理的多个方面,其中包括有关工业园区经济和环境绩效的要求。然而,这些法律规章的级别越高(法律>规定>政策>标准和指标),在管理和促进工业园区绿色发展和转型方面往往就会越欠缺具体性:在涉及工业活动的管理时,级别较高的规章制度往往不会特别针对工业园区层面,而是重点关注更宏观(比如整个工业领域)或更微观的层面(比如具体的工业企业)。

    相比之下,中国现有的几套“标准和指标”则是专门针对工业园区的绿色转型和发展。生态环境部(MEE)、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分别制订了用于评估绿色/生态工业园区(EIP)的标准和要求(本报告中称为“中国绿色政策三角”)。然而,尽管示范、试点生态工业园区在资源效率和环境管理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但通过这三项标准认证的工业园区比例仍然较低,平均不到中国工业园区总数的5%。这似乎反映出中国绿色/生态工业园区认证的一种“精英模式”:由于配额的限制,一些潜在合格的工业园区可能无法通过生态工业园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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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中国的不同绿色标准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部和工信部的标准在分类(经济发展绩效、资源利用效率、环境保护、能源利用效率和管理能力)和指标设计(工信部31项指标中的21项和生态环境部32项指标中的19项彼此相同或相似)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表明这两项标准可以进行合并的潜在可能性。国家发改委的标准与另外两套标准在范围上有所不同,其更加强调工业园区的循环经济绩效、更多地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物排放控制。国家发改委的标准在衡量工业园区环境绩效的方式上也有所不同。正是这些侧重点的不同导致其与生态环境部和工信部标准的一致性程度相对较低。总体而言,不同政府部门制定多套绿色/生态工业园区标准的现状可能会导致工业园区在选择应遵守哪些标准时产生模糊,从而可能减缓中国工业园区的绿色发展。

    作为一个工业领域规模庞大、在应对全球环境挑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及拥有绿色发展宏伟目标的国家,中国在制订绿色/生态工业园区标准的进程中,应是占据最为领先与有利位置的先驱者之一。这些标准的制订不仅可以指导中国工业园区的绿色发展和转型,而且还可以为其他国家制订生态工业园区标准提供有益的借鉴。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在编制其最近联合发布的全球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在本报告中被称为“生态工业园区框架”)时,特别考虑了中国的标准。虽然该生态工业园区框架是一个提供指导性要求和目标,以便于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发展特点与现状,从而做出适当调整的灵活工具,但是中国仍可将其视作一个有意义的参考来评估自身生态工业园区标准的质量,并考虑如何不断完善本国的园区标准。  

     

    2、“十四五”如何适应全领域监测要求?

    中国环境报10月15日刊登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主任黄业茹回答环境保护记者就“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全要素、全指标、全过程要求的有关问题:

    问:“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标准有哪些新领域和发展方向?

    黄业茹:目前,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和监测能力现代化全面加快推进,标准制修订层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还存在海洋、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和辐射自动监测等领域标准规范亟待整合统一,生态、固体废物、农业面源、核设施流出物及伴生矿等标准规范需要更新补充,自动监测、卫星遥感监测、应急监测等标准规范缺口较大等问题。

    “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建立完善生态环境监测标准规范体系,覆盖生态环境监测全要素、全指标、全过程。抓紧确定标准制修订清单,加快填平补齐空气、水、土壤、固体废物、生态状况监测,以及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应急监测、现场执法监测、质量控制等领域标准规范,加快抗生素等新型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监测方法标准研究制定与监测技术体系建设,强化有机类标准样品研发,加快核设施流出物监测、辐射环境自动监测和应急监测相关标准规范制修订工作,确保监测数据合法性和准确性。系统梳理不同部门现行监测标准并开展等效性评估,推动标准规范的整合统一,提高监测数据可比性。

    另外,在标准制修订的管理过程中,“十四五”期间将吸引全社会力量参与标准制修订的工作中,除了生态环境部门所属的监测机构,还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内的各方面的力量。

    问:“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对监测新技术提出了哪些要求?在科技创新转化方面作出了哪些努力?

    黄业茹:“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趋向于全领域规划。中心在规划编制中主要承担生态环境监测新技术和履约监测专题任务。

    生态环境监测新技术专题强调在加强顶层设计方面,一是制定监测新技术发展规划;二是制定新技术研发的清单;三是要完善新技术方法的标准体系;

    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建设方面,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和研发经费投入的力度,灵活运用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和研发力量参与监测新技术研发;建立长效激励政策制度,从国家政策、产业发展、经费投入、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综合保障等方面,制定完整的监测新技术研发长效激励机制。

    在生态环境监测现代技术手段研发和应用方面,开展基于质谱技术的非靶标污染物筛查技术研究,开展复杂样品前处理技术和仪器分析技术研究,开展污染物高精度同位素示踪与溯源技术研究,开展“效应导向分析”技术研究,及其他领域监测技术“跨界”应用研究。

    最后,在加强能力建设方面,推动建成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新技术研发中心,落实一批重点太阳城登录,打造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新技术的核心品牌,实现监测新技术的创新发展。

    问:在当前履约压力下,环境监测还存在哪些薄弱与不足?

    黄业茹:我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十多个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围绕温室气体、生物多样性、消耗臭氧层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汞等,均提出了不同程度的监测需求,当前的履约监测能力与我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随着上述公约的不断发展和一些公约受控物质的不断增列,履行公约要求监测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越来越多,履约监测涉及的介质也由环境空气逐步拓展至水体,甚至生物体,履约监测工作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为补齐履约监测短板、加快形成相关领域监测支撑能力,生态环境部在《关于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在履约监测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重点工程,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水平。生态环境监测司在“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中部署新增了履约监测技术研究专题,专门谋划“十四五”履约监测工作。

    总体而言,“十四五”期间,履约监测重点围绕《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履约成效评估、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监测,加快构建职责明晰的履约监测工作机制,统筹考虑环境空气、水体和生物体等监测点位布设需求,协同构建国家履约监测网,开展长期定位监测。

    进一步完善履约配套监测方法标准和监测技术装备。围绕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汞、消耗臭氧层物质等国际公约国内履约和执法监测需求,完善履约监测技术和质量管理体系,开展重大区域流域和热点区专项调查和执法监测,开展重点行业二噁英和汞排放因子更新,开展指示性生物监测,推动实施国际比对、全球监测计划和样品库建设。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履约监测技术和预测模型等研究,直接参与公约谈判,增强履约国际影响力。

    问:根据未来5年对生态环境监测技术的要求,国家对仪器厂商有哪些新的期望和要求?

    黄业茹:“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监测装备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等太阳城登录的支持下,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等关键的环境分析仪器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突破,快速、便携、小型的仪器设备研发也进入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销售市场也在逐渐形成。

    但总体来说,对高端生态环境监测新装备的研究和系统开发,在国际引领性的技术方面还有很多空白。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水平较低,许多新装备的研究成果转化周期还比较长。

    根据《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的发展目标,科学仪器厂商需要以环境监测装备的集成化、自动化、智能化为主攻方向,加大空气、水、土壤、应急监测技术装备的研发和应用的力度,推动形成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高端的监测装备。在国家层面需要建立新技术的研发基地或者平台,尽快解决研发力量分散的问题。    

     

    3、聚焦绿色低碳新兴产业

    孙旭东等人在中国工程科学2020年第22卷第2期发表《绿色低碳新兴产业成熟度评价方法研究》一文,涉及绿色低碳新兴产业的范畴与特征:

    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首次将绿色低碳产业划分为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联合印发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重点界定了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的范畴,进一步厘清了绿色低碳产业的边界。绿色低碳新兴产业是指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为重点内容的新兴产业,产业范畴主要包括能源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和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新兴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的分类和范畴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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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球能源变革的发展趋势和我国产业绿色转型的发展要求,着眼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低碳新兴产业契合新时代能源新技术、节能环保和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绿色低碳技术中的绿色是指资源的开采/生产、利用转化、消费使用全过程清洁化。利用清洁的能源、实现资源的清洁开发利用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发展绿色低碳新兴产业的核心目标之一。高效体现了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升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并减少资源浪费,进一步缓解可再生能源弃风弃光问题仍然是绿色低碳产业的重点发展任务。低碳是绿色低碳产业的另一个核心特征。新兴产业各领域高度重视低碳、零碳技术发展,例如,在供应端重点发展核能、可再生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等零碳新能源产业,在使用或消费端重点推进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和电驱动汽车技术等。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绿色煤电体系,新能源发电规模和年装机量全球领先,清洁能源消费比例不断提升。2018年,80%的煤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6000kW及以上功率的火电机组供电煤耗下降到308g/(kW·h);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22%。“十三五”时期,节能环保产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产业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都得到大幅提升,发展成为产业门类基本齐全、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产业体系。节能环保在产业发展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技术研发培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和销量分别达到了127万辆和125.6万辆,保有量近300万辆,我国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最快、产量最高、保有量最多的国家。国际合作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产业链安全已成为我国各领域新兴产业发展追求的共性需求。能源新技术、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不仅要面对生产安全问题,还要应对新时期核心装备、关键材料与零部件的供应安全以及产业科技体系安全等广义安全问题的挑战。   

     

    4、数字生态指数标准

    来自张戈BP的微信公众号的《数字生态需要一把“尺子”》一文,揭示了数字生态指数标准的必要性和作用:

    数字生态指数(2020)是由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国内十多家组织、企业共同研究,而其指数研究方式,也相当具有跨界思维。其实,以经济学视角的“投入-转化-产出”逻辑,非常适合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而正是对此经济理论的借鉴,数字生态指数(2020)从“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三个维度,对数字生态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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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生态指数(2020)由总指数(包含3个一级指标和9个二级指标),以及网络安全生态发展指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智能供应链指数、互联网医疗指数等三级指标构成,涉及2019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以及部分重点城市。

    正是通过上述指数显示:中国已呈现出四型联动、多维关联、经济依托的省级数字生态。具体表现为,“金字塔型”的阶梯分布,是中国数字生态的现状,且良好的数字生态与发达的经济水平正相关。

    依据数字生态指数(2020)评估体系,各个省份根据生态特征可划分为:

    全面领先型(4个省市区)

    赶超壮大型(8个省市区)

    发展成长型(9个省市区)

    蓄势突破型(10个省市区)

         

    其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成为中国数字生态的第一梯队,即全面领先型。其总指标分别为85分、79分、71分、64分。与此相比,其他各省尚有较大差距,例如赶超壮大型的江苏,总指标为45分。

    而进一步综合分析,全面领先型省(市)有长板但几乎没有短板,其总指数处于国内领先,分指数中也没有明显弱项,而且数字基础、数字能力和数字应用三个维度间相互关联,彼此正向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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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生态指数(2020)既是评价体系、识别体系,也是分析体系、诊断体系。也就是说,其识别生态短板,是为了查漏补缺,而标识生态长板,则可进一步聚合生态。

    哪怕此生态是尚未闭环的“微生态”。

    在此方面,可以聚焦于分指数的研究。其实,综合分析发展成长型、蓄势突破型省份,也并非缺乏亮点。举例说明,河北数字生态指数为24,属于典型发展成长型身份。但河北在智能供应链指数排名全国第三,仅次于广东、北京,领先于山东、江苏。

    再以宁夏为例。宁夏数字生态总指数也为24,但其互联网医疗指数排名,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这是得益于其敢于先行先试的政策推助。早在2016年,宁夏就已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医疗政策;2018年,其又获批成为全国首个“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省(区)。好大夫、春雨医生、丁香园等十余家全国知名互联网医疗企业,已经入住宁夏。

    从河北和宁夏的案例中不难看出,单纯以GDP衡量数字经济,确实并不适宜。而通过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微生态”已经在中国各省生根发芽,而且正是基于此,“微生态”正在接入中国数字生态的“小循环”、“中循环”,乃至“大循环”、“外循环”。

    理想的数字生态正应该如此。

    网络安全生态发展指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以及智能供应链指数、互联网医疗指数等,都可称为数字生态指数2020展示的“微生态”,而各省级数字生态的总指数又代表了“小循环”。但理想的数字生态,更要实现完善的跨省区域的“中循环”。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都是中国颇为成熟的“中循环”,而在数字生态指数2020的衡量下,上述“中循环”的内涵还是略有不同。以20分为区间将总指数分成四个梯队,可以发现,上海、浙江、江苏构成的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四级梯队数字生态;这显然更符合数字生态合作的客观规律。然而,在京津冀地区则明显存在断层,却少了40~60分的梯队城市,从而未能形成完整连贯的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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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状,也是此后数字生态建设的重点。因为理想的数字生态,就是要能建设优质的省级地方小循环,联通跨省区域中循环,促进健康的国内大循环,融入共赢的国际外循环,并最终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由此看见,没有数字生态就没有数字经济,而发展理想数字生态,要有科学生态评估。在此方面,数字生态指数(2020)正是一把“尺子”。它的刻度已经让我们看见了,“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等不同生态维度,也让我们看见了“微生态”、“小循环”、“中循环”,乃至“大循环”、“外循环”。

    而具体怎样用好这把尺子,或许正如张平文院士所说:“打造理想数字生态的路径不唯一。但打造理想的数字生态,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

     

    三、标准创新: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新工艺

    世界各国都把能源转型作为科技发展的优先领域,其一是节能或提高能源效率,争取减排50%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二是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争取减排30%-4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在化石能源不被替代前的节能减碳思维。当然,最超前的能源转型思维应该是开发零碳燃料,或者根本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或者产生的少量二氧化碳仍可成为有效能源。

    在化石能源尚未退出的条件下,世界上还没有一条比较理想的CO2固定利用路线,因此,山东大学朱维群课题组提出了新的化石燃料固碳利用工艺。这一新路线将化石燃料的能量和元素成分同时高效利用,不仅减排了二氧化碳等污染物,而且还提高了化石燃料总的利用效率,实为化石能源阶段节能减碳的新思维。山东大学朱维群教授从能源和材料两个方面提出的新工艺设想是: 

     

    1、化石能源固碳利用的能源工业路线

    化石能源固碳利用的能源工业路线是:化石燃料(煤、石油及天然气)在一定工艺过程条件下利用纯氧气化(O2+H2O),将所产生的CO2直接转化为CO2固定量最高、生成热较大、过程能耗较少的稳定固体产物1,3,5-均三嗪三醇(简称三嗪醇,C3H3N3O3),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和剩余氢作为清洁能源利用,实现化石燃料能量和元素成分的同时高效利用,形成化石燃料固碳利用的能源工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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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固碳利用的能源工业路线示意图

    该技术路线具有下述优点:

    (1)三嗪醇分子的固碳量高:三嗪醇(C3H3N3O3)是CO2固定量最高的稳定固体产品,生成1吨三嗪醇需要消耗1.0吨CO2,这是固定利用CO2最有效的化学反应;

    (2)反应过程耗氢量少:三嗪醇及其生产过程是氢耗量(能量消耗)最少的一种固定CO2产品及过程,CO2 :H2 =1:1.5。

    (3)CO2生成即固定,减少了CO2气体的熵增过程。现有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出的CO2,再去捕集、封存或利用,往往得不偿失;

    (4)由化石燃料生成三嗪醇(C3H3N3O3)是反应热较大的工艺过程,这不仅可以促进整个工业过程的自发进行,而且还有部分能量释放;

    (5)化石燃料在纯氧气化工艺过程中没有NOx产生,原料中的硫在反应过程中转变为硫磺,CO2直接转化到产品中,实现了化石燃料元素成分的高效利用;

    (6)不同化石燃料所产生的CO2转化为固碳产物三嗪醇后,有不同的能量释放,可以采用燃气轮机、废热锅炉、燃料电池等各种能量转换技术。

    (7)该技术可以在现有化石燃料工业利用过程装置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革新,投资相对较小,经济上完全可行。

    (8)在全球化石能源中,石油和天然气占70%,煤炭占30%。开发化石燃料固碳利用新技术在减排CO2的同时,还可以保持全球能源的供需平衡。

    (9)化石燃料固碳利用新技术不仅减排了二氧化碳等污染物,而且提高了化石燃料总的利用效率,综合经济效益更好。

    (10) 三嗪醇产品的固碳周期长:三嗪醇是稳定的固体产品,可以实现长时间的固碳能力。

    (11)三嗪醇产品用途广泛、附加值高:三嗪醇属于三嗪类有机化合物,易于发生加成、取代及缩合等反应,是一种重要的化工中间体和原料。  

     

    2、化石燃料固碳利用的工业材料路线

    在我国,不仅火电厂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传统工业如煤化工、电解铝、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也是高能耗、高排放工业体系,这对于我国的电力供应、资源消耗、大气质量及水体污染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切需要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调整。

    以化石燃料或三嗪醇为原料可合成得到一类低成本、低碳排放、低内能的三嗪类高分子材料,可替代一部分高能耗高排放的材料,形成化石燃料固碳利用的工业材料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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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燃料固碳利用的材料工业路线示意图

    由CO2经三嗪醇/胺,进而合成三嗪类高分子材料是一条利用CO2生产各种功能材料易于实现的工艺路线,同时也是一条化石燃料清洁利用的优选路线,发展潜力无限。现有工业材料生成过程不仅排放大量CO2,而且消耗大量矿石,如电解铝和钢铁消耗大量铝土矿和铁矿石,还产生大量废水、废渣。

    按照本设计的材料工业路线,化石燃料在空气和水的参与下,通过创新的固碳工艺过程就可以得到低内能的三嗪类高分子材料,生产1吨产品大约消耗1吨标准煤。三嗪类高分子材料具有无毒无味,耐腐蚀、耐高温、耐低温、阻燃、质轻,有很强的耐用性等综合性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筑装饰、交通车辆、水上船舶、航空航天、机电设备、工业吸音保温等领域中获得广泛使用。

    鉴于我国是世界燃煤燃气大国,在替代化石能源的零碳燃料未问世之前,这一经小试、中试验证通过的技术路线,对于化石能源减碳利用会有积极意义,通过工程优化会产生减碳贡献。

       四、利益博弈:美国有关大气环境标准利益衡量的启示

    李智卓和刘卫先发表于知网的《美国环境标准制定中的利益衡量》论文,结合美国《清洁空气法》的环境标准利益衡量实例进行分析,对“标准的标准”如何正确平衡利益很有参考意义,该文的主要论点是:   

     

    1、对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制定中利益衡量的规定

    美国1990年修订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要求联邦环保署(EPA)对多种大气污染物制定“首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次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根据《清洁空气法》(1990)第109条第2款的规定,首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应基于“环境基准”(Environmental Criteria),以期“保护公众健康所必须”且预留一个“适当的安全余地”;次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也应基于“环境基准”,必须使“保护公众福利免于现有大气污染物引起的任何已知或可预见的负面影响”。根据该法第302条第8款的规定,此处“对公众福利的负面影响”包括“对土壤、水、作物、植被、人造物、动物、野生动物、能见度、气候的影响,对财产的损害,对交通的危害,以及对经济价值、个人舒适度与福利的影响”。所以,根据《清洁空气法》(1990)的规定可知,首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用于保护公众健康,而次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则用于维护公众福利,所谓“公众福利”的范围大致相当于“环境”。而疑问之处就在于制定首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是否允许进行利益衡量,即联邦环保署在制定首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以保护公众健康时是否可以考虑经济成本和技术水平。    

     

    2、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中利益衡量的规定

    《清洁空气法》(1990)第112条针对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控制进行了专门规定,要求联邦环保署对列表中的有害大气污染物制定排放标准(Emissions Standards)。该法明确规定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时,要考虑达标排放成本、健康影响、环境影响以及能源要求等因素,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甚至是禁止排放;如果有害大气污染物的健康风险门槛(Health Threshold)被确定,则需行政主管部门在考虑该门槛并预留充足“健康余地”的基础上制定排放标准。此外,针对残余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联邦环保署应向国会提交研究报告和立法建议;如果国会对该建议没有反应,则联邦环保署应在相应时间内在考虑成本、能源、安全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制定排放标准,为保护公众健康留下一个充足的安全余地或阻止避免一些负面的环境影响。这些规定已经明确要求联邦环保署在制定有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时考虑相应的成本、技术因素。但在1990年修订案之前,《清洁空气法》(1970)针对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并没有明确要求考虑经济、技术因素,而是要求联邦环保署根据自己的判断为保护公众健康提供一个充足的安全余地。该规定既没有明确允许也没有明确禁止联邦环保署在制定排放标准时考虑除公众健康之外的其他相关因素,如经济成本、技术可行性等,进而引发了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争论。

    1990年修订之前的《清洁空气法》(1970)针对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并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考虑经济成本和技术水平。法律条文表面上似乎可以让人确信公众健康是主要环境质量标准制定过程中唯一需要考量的因素,即为了确保公众健康,可以不顾经济成本和技术可行性。即便如此,该法律条文毕竟没有要求首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越严格越好,而是要求将标准定在保护公众健康所“必须”的程度,并且为了应对科学上的不确定因素而将其适当提高以便留出足够的“余地”。因此,透过法条的文字规定,人们似乎又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定的利益衡量,即在确保公众健康的前提下可适当考虑经济成本和技术可行性。但是,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该法律条文的规定,是否允许联邦环保署在制定相关环境标准时考虑公众健康之外的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可以从美国的相关判例和理论观点中获得答案。   

     

    3、美国法院判决对质量和排放标准利益衡量的态度

    案例一: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诉联邦环保署案(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v.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诉联邦环保署案主要针对联邦环保署在制定氯乙烯这种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时是否可以考虑经济成本和技术因素。该案的主要起因在于科学证明氯乙烯对人体健康有害以及《清洁空气法》(1970)第112条的规定具有模糊性。科学的不确定性导致无法对氯乙烯排放确定一个绝对安全的水平,所以,联邦环保署认为《清洁空气法》(1970)第112条允许其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进而为氯乙烯选择了一个符合“最佳可行控制技术”(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的排放标准。随后,环境保护基金会(The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针对联邦环保署颁布的氯乙烯排放标准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清洁空气法》(1970)第112条不允许考虑经济成本和技术因素,要求联邦环保署在制定氯乙烯排放标准时只能考虑健康因素。最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联邦环保署达成和解协议,要求联邦环保署进一步提高氯乙烯的排放标准。据此,联邦环保署于1977年提出了氯乙烯排放的新建议标准,但在随后的7年间并没有采取进一步实质行动,并于1985年基于经济和技术因素考虑而撤回1977年的建议标准。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诉联邦环保署案就是由于联邦环保署的该项撤回行为而引发的。

    在该案中,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坚持认为,根据《清洁空气法》(1970)第112条的规定,联邦环保署只能基于健康因素做出决定,而且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损害的科学不确定性要求联邦环保署禁止任何排放。但是,联邦环保署则认为,面对科学不确定性,其已被授权制定排放标准以将排放减少到最佳可行控制技术所能达到的最低水平,即使有害污染物质在该水平以下对人体健康也存在损害。联邦环保署认为,氯乙烯是典型的没有安全阈值的有害大气污染物,任何非零排放都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联邦环保署有两种选择:一是禁止排放以保证绝对的健康安全;二是允许将排放减至最佳可行控制技术所能实现的最低水平。但是,禁止排放将导致大规模的企业关闭,进而使减排的成本远远超出其排放的收益。因此,联邦环保署选择第二种方法。

    对于二者的争论,哥伦比亚巡回法院(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Court)认为,从法律文本和立法史料中无法看出国会旨在要求完全禁止无阈值有害污染物的排放。首先,在法律文本方面,《清洁空气法》(1970)第112条要求联邦环保署基于自己的“判断”来为某一“有害大气污染物”设定一个可以提供“充足的安全余地”(Ample Margin of Safety)的“排放标准”。国会使用的“充足的安全余地”一词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认为联邦环保署面对科学不确定时没有自由裁量权的观点不相符。虽然法律本身并没有界定“充足的安全余地”的含义,但是在讨论《清洁空气法》(1970)第109条大气质量标准时,参议院报告将“安全余地”标准的目的解释为针对尚未确定的有害物质提供“一个合理保护水平”的标准,而不是完全禁止。并且,“安全”并不意味着“无风险”,国会使用“安全”一词明显意味着其并不旨在使联邦环保署禁止无阈值污染物的任何排放。其次,从立法史料方面看,国会也明显不要求联邦环保署禁止所有无阈值污染物的排放。尽管在参议院的提案中曾经要求联邦环保署禁止有害污染物的任何排放,除非能够证明排放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但是,《清洁空气法》(1970)第112条的最终版本删除了“禁止排放”的字样,而代之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为保护公众健康提供一个充分的安全余地”。因此,国会实际上拒绝了禁止排放的规定而采纳了一个将决定置于联邦环保署裁量范围内的规定。如果接受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观点,要求联邦环保署禁止无阈值污染物的任何排放,则意味着国会不经过相关的讨论就通过关闭所有的企业来强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不是对立法史料的一种合理解读。国会也不可能在没有一个代表或参议员提议的情况下将这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行政命令施于美国的经济领域。尽管如此,相关立法史料同样也没有明确支持联邦环保署的主张,即联邦环保署在制定无阈值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时应当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

    法院通过考察总结到,在关于《清洁空气法》(1970)第112条是否允许联邦环保署考虑“经济和技术可行性”的问题上,立法史料明显是“模棱两可”的,法院无法从《清洁空气法》(1970)第112条的文本和立法史料中发现国会的清晰意图。但是,国会毕竟已授权联邦环保署进行自由裁量,联邦环保署根据《清洁空气法》(1970)第112条制定排放标准是可以考虑成本和技术因素的。因此,法院要求联邦环保署对成本和技术因素的考虑应具有适当性,因为联邦环保署此时已经“冒险进入了一个不被允许的地带”,毕竟《清洁空气法》(1970)第112条要求联邦环保署在面对健康损害科学不确定性时应把“健康”而不是“技术”和“经济”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在此基础上,法院制定了一个“两步程序”来确定何时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是合理的。第一步要求联邦环保署确定“何为安全”。在这一阶段,联邦环保署应当把“健康风险”作为“唯一”的考虑因素,而不允许考虑任何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因素。第二步,联邦环保署在确定何为“安全”之后,进一步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以确定一个“充分的安全余地”。在这一阶段,联邦环保署应当考虑风险评估的内在局限性和关于不同水平上暴露效果的科学知识的有限性,进而在前一步确定的安全水平下设置一个排放水平。

    所以,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诉联邦环保署案中,由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全体法官所作的判决既没有完全支持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主张,也没有完全肯定联邦环保署的主张,而是在整体上肯定《清洁空气法》(1970)第112条允许联邦环保署在制定有害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时除主要考虑健康风险外还应考虑相应的经济和技术因素。但在此过程中,联邦环保署绝非为所欲为,而应受到相应的限制,即在确定安全标准时不应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当安全标准确定后才能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以设置一个具有“充分安全余地”的标准。但是,法院的判决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即在“确定何为安全”方面无法自圆其说。法院认为联邦环保署在确定可接受的安全风险水平时只能考虑健康因素,而不能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但是,对于无阈值的有害大气污染物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采用科学手段也根本无法确定何种程度的污染物是安全的。要想追求绝对的安全,就必须实施污染物的零排放。但法院也承认这不可能是国会在制定该条款时的宗旨。所以,联邦环保署只能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这种选择的过程将无法避免地对经济和技术因素予以考虑。正因如此,1990年修订的《清洁空气法》第112条明确授权联邦环保署在制定排放标准时应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

    案例二:怀特曼诉美国卡车协会案(Whitman v. American Trucking Associations)

    《清洁空气法》(1990)第109条并没有明确要求联邦环保署在制定有关污染物“首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时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基于此,联邦环保署在制定首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时是否可以考虑除健康外的其他因素,如经济成本和技术可行性等,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对此,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判例是“怀特曼诉美国卡车协会案”(以下简称“卡车协会案”)。该案由联邦环保署根据《清洁空气法》(1990)的规定于1997年修订并颁布的颗粒物和臭氧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遭受质疑并被诉至法院所致。该案经过哥伦比亚巡回法院审理,最后到达联邦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联邦最高法院于2001做出判决,对哥伦比亚巡回法院于1999年做出的上诉判决的内容部分加以肯定,部分加以撤销。该案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联邦环保署根据《清洁空气法》(1990)第109(b)(1)条制定大气污染物空气质量标准时是否可以考虑执行成本。针对该问题,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哥伦比亚巡回法院做出的判决结论,即不允许联邦环保署考虑执行成本。

    哥伦比亚巡回法院认为,《清洁空气法》(1990)一般采取明确规定的方式授权联邦环保署考虑经济因素,但第109(b)(1)条并没有明确要求联邦环保署考虑经济因素。《清洁空气法》(1990)其他授权联邦环保署考虑经济因素的规定与第109(b)(1)条的规定无关。第109(b)(1)条的简单词语如“适当余地”(Adequate Margin)和“必要”(Requisite)不可能授权联邦环保署决定执行成本应成为判断空气质量标准是否适当的因素之一。并且,成本因素与公众健康只具有间接关系,如果考虑成本因素,所有源于直接健康影响的结论都可能归于无效。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联邦环保署应当基于《清洁空气法》(1990)第108(a)(2)条的规定获得环境基准,确定公众健康所能容忍的空气污染物的最大聚集量,进而降低聚集以提供“适当”的安全余地,并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定于该水平,而达到该标准的成本在该计算中没有存在的空间。尽管第109(b)(1)条所关注的“公众健康”始于1955年的大气污染防治立法,而且该词也具有多种解释,但根据《清洁空气法》(1990)的语境判断,该词的意思明显,即公众的健康。尽管如此,联邦环保署辩解道,大气污染物之外有众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公众健康,执行一项非常严格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经济成本造成的健康损失可能足以抵消清洁空气所产生的健康收益。因此,国会才命令对1967年《空气质量法》(Air Quality Act)的执行成本以及大气质量标准对企业、社会等的经济影响加以研究。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清洁空气法》(1970)的诸多条款都明确要求联邦环保署考虑执行成本,如第111(b)(1)(B)条、第111(a)(1)条、第202(a)(2)条、第202(b)(5)(C)条、第211(c)(2)条等。也正因为如此,联邦最高法院才拒绝承认其他没有明确授权的条款并暗示联邦环保署要考虑经济成本。所以,要想证明联邦环保署在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应当考虑经济因素,就必须从第109(b)(1)条的文本中发现明确的国会授权。通过对第109(b)(1)条的文本解释和分析,联邦最高法院最后认为,该条明显不允许在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考虑成本因素。

    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法官虽然赞同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即第109(b)(1)条不允许联邦环保署在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时考虑经济成本,但其得出该结论的原因不同。他认为,立法史料和法律结构已经表明第109条的国会决定,即不授权联邦环保署考虑执行成本。首先,立法史料显示,国会旨在让该规定成为技术促进的动力。他引用《清洁空气法》1970年修正案的主要发起人埃德蒙德·马斯基(Edmund Muskie)参议员的话说,“国会起草该法的主要责任不是要被技术或经济可行性限制”,而是“确立旨在保护人们健康所需要的公共利益”,即使这意味着“企业被要求去做那些在当前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国会的立法报告也明确指出,民众的健康比技术是否可行更重要,在技术可行性的情况下,不断增长的污染负荷也会使公众健康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国会认为,现存的污染源要么满足法定的标准,要么关闭。后续的立法史料也确认《清洁空气法》(1970)的技术促进目标就是《清洁空气法》(1990)最主要的目标。其次,技术促进目标使确定执行成本变得既不重要又非常困难,因为相关的经济成本是推测的,考虑执行成本既浪费时间又容易滋生关于成本推测准确性的无谓争论。最后,《清洁空气法》(1990)第109条的规定并没有要求联邦环保署走向极端,即无论付出大多代价也要清除一个微小的健康风险。该条不仅没有强制联邦环保署清除所有的健康风险,而且还授权它灵活地避免设定对工业具有毁灭性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因为“安全”并不意味着“零风险”。《清洁空气法》(1990)第109(b)(1)条实际上允许联邦环保署比较健康风险,也即一项环境质量标准是否能从整体上促进安全。如果一项环境质量标准所造成的健康损害比它所阻止的健康损害还多,则该标准就不可能是“保护公众健康所必须的”。所以,《清洁空气法》(1990)第109(b)(1)条最后授予联邦环保署自由裁量权,避免工业界担心的极端后果的出现。  

      

    4、美国环境质量标准制定中利益衡量的理论评析

    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卡车协会案”中明确判决《清洁空气法》(1990)第109(b)(1)条不允许联邦环保署在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时考虑相关的执行成本,只能考虑公众的健康。但是,该判决并没有得到美国法学理论界的一致赞同。

    对考虑经济成本因素的环境质量标准存在理论争论

    对联邦环保署在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的过程中是否可以考虑除人体健康之外的经济成本因素,美国的法学理论界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其中支持成本收益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凯斯·孙斯坦(Cass Sunstein)教授和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认为成本收益分析能够使标准制定过程理性化。孙斯坦指出,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Toxic Substance Control Act)和《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杀鼠剂法》(Federal Insecticide Fungicide & Rodenticide Act)明确禁止“不合理的”危险,而所谓的“不合理”就需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界定;美国《安全饮用水法》(Safety Drinking Water Act)直接明确规定成本收益分析。反对成本收益分析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丽萨·海泽灵(Lisa  Heinzerling)教授和道格拉斯·基萨尔(Douglas Kysar)教授,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是不确定的,其道德假设值得怀疑,且标准的制定过程不够民主。海泽灵教授指出,标准制定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弊大于利,它模糊了价值冲突;基萨尔教授则指出,成本—收益分析提供的信息具有误导性。基于健康的标准不同于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因为它不把健康的提升与成本等其他与之竞争的社会因素进行抵消。所以,基于健康的标准在以下几个方面优于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一是成本—收益分析倾向于过分看重成本因素而轻视健康因素,因为,根据实践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式,成本更容易定量,而健康风险则难以定量;二是成本—收益分析没有注意到企业与环境保护的分散收益之间的权力失衡,而基于健康的标准通过提高环境保护相对于成本考虑的重要性能够纠正这种权力失衡;三是基于健康的标准能够成为一项技术促进措施;四是基于健康的标准有非福利主义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总损害小于清除损害的总成本,规制也是必要的,因为其背后有强烈的道德因素做支撑。生命、健康或清洁的环境不应该被视为一种能够与减少污染的经济成本相提并论的物品。    

     

    5、总体上对考虑经济成本因素的环境质量标准趋于赞同

    如果仅仅基于健康原因的考虑,联邦环保署对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过程根本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联邦环保署在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过程中,除了要解决一些科学性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些非科学性问题。对于科学性的问题,可以基于客观的科学数据和方法加以解决,但对于非科学性的问题的解决,则只能从道德或政治层面寻找正确答案。如果仅仅考虑健康因素,联邦环保署直接选择更严格的标准即可。但在实践过程中,联邦环保署必须选择一个社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在此过程中,健康之外的其他因素实际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从联邦环保署的决策记录中却无法发现这种决定性因素。联邦环保署实际上是使重要的因素不出现在决策记录上,而这种没有记录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经济成本。因为根据上文所述的《清洁空气法》(1990)第109(b)(1)条的规定以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联邦环保署在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时不允许考虑执行成本,故其只能将成本因素在“公众健康”的掩饰下暗地里考虑进去。

    其实,对于无阈值的大气污染物,联邦环保署根本无从得知何种程度的污染才是安全的,因为无阈值的污染物根本不存在一个“安全”水平,唯一安全的标准就是实现污染物零排放。但是,零排放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联邦环保署只能将成本因素考虑进去,从而选择一个可接受的环境质量标准。正如美国第39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乔治·艾德斯(George Eads)所言,“当一个决策可能对国家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时,决策过程不考虑经济因素将是愚蠢的;实际上,要求影响政府决策的经济因素从公众视线中隐去是赤裸裸的欺骗”。曾经作为美国第41任总统顾问的博登·格雷(C. Boyden Gray)也曾直接指出:“联邦环保署在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时一直考虑成本和收益已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只不过是以一种开放和民主社会所无法容忍的私下操作的方式进行的。”

    通常情况下,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越严格越有利于健康。因此,如果仅从健康的角度去设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其结果一般比考虑执行成本而制定的标准更严格。但是,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迈克尔·利弗莫尔(Michael Livermore)和理查德·拉泽兹(Richard Rezesz)两位教授的研究成果。两位教授对首要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控制的5种污染物质(即铅、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和臭氧)分别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和仅考虑健康因素两种方法来确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结果发现,除了臭氧外,其他4种污染物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确定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比仅考虑健康因素所确定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更严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成本—收益分析并非都不利于公众健康,而仅仅考虑健康因素则一定能促进公众健康。

    此外,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毕竟是一项重要的政府决策。针对该决策,联邦环保署需要向公众说明理由。如果不允许考虑经济成本,联邦环保署就不能利用成本收益分析进行说理,只能依靠科学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知识在联邦环保署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联邦环保署在1997年完成的对臭氧和可吸入颗粒物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过程中,试图通过说明其所选择的标准仅仅基于污染物的健康影响而证明其选择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联邦环保署对科学的误用。科学虽然可以告诉政府管理部门哪里出现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是什么,然而科学本身却无法成为政府进行决策的全部理由,因为它无法说明政府政策制定中的规则方面的内容。科学只能告诉人们“是什么”,而无法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实际上,联邦环保署必须向公众解释它所选择的非零标准为什么是合理的,而该解释的主要理由并不在于科学知识,而是成本—收益分析。

    五、标准导向:绿色标准导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1、绿色金融需要绿色技术标准支撑

    马骏在《构建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文章中分析了我国绿色技术投资不足、绿色金融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绿色技术企业仍然面临许多融资瓶颈的原因,并明确指出:绿色技术的界定、标准化和认证存在困难,尚未有成熟的绿色技术评估标准;对绿色技术带来的环境效益(如碳减排)进行量化、定价和收费存在困难等因素,均是导致绿色金融服务支持不足的原因。

    由于缺乏绿色技术的相关界定或认证标准,部分企业可能存在“洗绿”(green washing)行为,即企业声称将资金用于绿色技术创新,但实际上相关技术并不能产生新的环境效益,只是假借绿色技术的名义进行融资。导致“洗绿”的原因包括缺失绿色技术标准以及认证和披露要求。虽然我国已经推出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产业的界定标准(说明)。绿色技术的标准应该使专注投资于绿色技术的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等投资机构可以便捷地界定和识别其投资标的。

    目前由于缺乏标准,第三方机构也无法以此标准为依据对绿色技术进行认证,包括量化评估绿色技术太阳城登录所带来的环境效益。由于上述“洗绿”风险的存在,投资者在识别有投资潜力和正当动机的绿色技术企业时存在困难和疑虑,或者识别过程给投资者造成较大的额外成本。这也是当前导致绿色技术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之一。

    要解决绿色技术发展面临的一系列融资问题,必须构建一个有效支持绿色技术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其中与绿色技术标准相关建议如下:

    (1)用数字技术为绿色产品、技术和资产提供认证、贴标、评估服务;

     绿色太阳城登录区别于其他太阳城登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必须有环境效益,如降低污染物和碳排放等。但是,这些环境效益的识别、量化、认证和披露往往十分困难,或者成本较高。比如,量化环境效益,必须对绿色技术带来的降低各种排放物的效果进行量化分析,在投资之前进行这些量化分析会涉及大量技术参数、模型和公式以及参照标准。在投资之后,需要对太阳城登录所产生的实际环境效益进行监测,往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成本较高的监测设备。过去,由于缺乏技术手段,导致认证和评估成本过高,或者由于缺乏认证、贴标而无法取得市场对产品“绿色效益”的认同。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日趋成熟,对绿色技术带来的环境效益进行低成本、高效率地认证、贴标和评估将变得越来越容易实现。比如,卫星遥感技术可以用来高频监测企业的各种污染物和碳排放情况,物联网技术可以用来监测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运输的全过程,智能仪表可以高效、实时监测绿色建筑和绿色家电的节能情况等。未来,应该大力推动这些数字技术手段在绿色金融中的运用,帮助投资机构以更低的成本掌握其被投企业和太阳城登录所产生的环境效益。这些技术还可以被用于构建“绿色资产交易所”,交易各类有环境效益的绿色资产(如减碳的分布式光伏、林业资产等)。

    (2)建立PE/VC的绿色标准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洗绿”是绿色金融体系需要防范的一个重要风险。所谓“洗绿”,是指企业以投资绿色太阳城登录为名,取得绿色融资(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基金的投资),但实际上却从事非绿(如污染性、高碳)太阳城登录的投资。对各类绿色金融产品,都需要防范“洗绿”风险。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领域,有关监管部门已经出台了绿色标准、环境效益计算方法和环境效益披露标准。但是,在PE/VC领域,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绿色PE/VC的界定标准,也没有对所投太阳城登录的环境效益和披露要求。

    我们建议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参考科技部关于绿色技术的支持目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编制和落实《绿色PE/VC基金界定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有效防范在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投资领域的“洗绿”风险。对信息披露要求的设计应该参考TCFD(气候相关的财务信息披露)小组的建议,要求绿色PE/VC基金定期披露基金管理的ESG 信息,包括公司治理、绿色化战略目标和政策、环境与气候风险管理,以及绿色资金的实际用途和绿色太阳城登录所取得的环境效益。

    (3)建立绿色技术界定标准;

    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一批绿色技术标准。但这些标准大都是由发达国家根据其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制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未必都适用。我们建议,依据科技部《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结合构建我国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深入开展我国绿色技术通用标准研究,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城市绿色发展、新能源、能耗和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等重点领域制定一批绿色技术标准,明确绿色技术关键性能和技术指标,开展绿色技术效果评估和验证。

    应该确保这些绿色技术太阳城登录和绿色技术企业的标准既能够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又能够有效兼容国际规则,促进绿色技术企业评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实操性,从而为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企业发展与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合理、可信赖的绿色太阳城登录评估认定方法体系,助力绿色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马骏等,《构建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5期

     

    2、碳循环经济: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的新路径

    周宏春9月24日在公众号宏春观察发表《碳循环经济: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的新路径》一文,提出: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尽管其在科学上存在不确定性:全球气温升高是人为活动的结果还是自然周期变化,在科学上并没有得到严格证明。因此,气候变化是一个政治议题、发展议题、外交议题或地缘政治议题。另一方面,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既是国际潮流是大势所趋。因此,发展碳循环经济,是实现《巴黎协议》目标、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家园的重要措施。

    碳循环经济是一个全新概念,从内涵界定到公众理解并没有形成国际共识;虽在英文中出现循环碳经济(circular carbon economy)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碳循环经济的内涵外延十分必要,以便感兴趣的读者能更加准确理解。

    什么是碳循环经济?总体上看,应当是围绕二氧化碳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总称。这是将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界定套用在二氧化碳上的结果。国内有钢铁循环经济、塑料循环经济等的界定,这是从行业角度出发的界定;也有食品循环经济、能源循环经济等的界定。因此,碳循环经济的界定,也是科学合理的。

    与此同时,循环经济的内涵也需要与时俱进。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的重点工作和重点环节,也应当拓展和延伸。

    提出发展碳循环经济的背景,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要。由于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在世界各大洲频发,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也从未停下脚步。1997年12月9日在日本京都签订了《京都议定书》,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被认为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2016年4月22日《巴黎协定》已经由175个国家正式签署,目标是与工业革命前的水平相比,全球变暖应“远低于”2摄氏度,并“努力”使变暖的温度低于1.5摄氏度。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评估,实现2℃目标全球要在2070年前后实现碳中和,实现1.5℃目标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2017-2018年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革命前高出1℃;按照当前排放趋势和各国现有行动,2040年左右将升高1.5℃,2065年前后升高甚至超过2℃,本世纪末将升高3-4℃甚至更高,也就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这将给世界各国带来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甚至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衰退和地区冲突。

    在2019年底出台的《欧洲绿色新政》中,欧委会提出了行动路线图及所需的投资和可用的融资工具,涵盖所有经济领域,尤其是交通、能源、农业、建筑以及钢铁、水泥、信息和通信技术、纺织和化工等行业。绿色也将贯穿从交通到税收,从食品到农业,从工业到基础设施等领域。随着绿色新政的推行,欧盟将投资于清洁能源和扩大碳排放交易,还会大力推动循环经济并保护欧洲的生物多样性。

    中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2019年,中国GDP比2005年增长超4倍,同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48.1%,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6.2亿吨,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15.3%;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约占全球30.4%,新增量约占全球32.2%。这充分说明,中国正在走上一条符合国情的、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道路。

    从产业链和生命周期角度看,发展碳循环经济应体现以下原则:

    生态设计。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均要考虑效率属性(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维护性、可重复利用性等),并保证产品应有功能、使用寿命、质量等要求,减少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形成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工信部发文力推生态设计,完成百家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目标任务;《从摇篮到摇篮》一书作者麦克·唐纳强调生态设计的重要性。要通过生态设计、优化升级,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质量型和气候友好型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减量化(Reduce)。在产出数量和质量不变的条件下减少物质投入;既要产品变轻变小变薄,又要经久耐用。宏观上,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没有资源能源消耗,不可能建成高楼大厦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因此,“减量化”要从减少“形象工程”和科学布局入手。生产中,通过工艺流程重新设计以减少产品的物质使用。消费上,可以选择包装物较少和可循环的物品,购买经久耐用的高质量物品。非物质化还有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要求人们不要过渡追求物质享受。

    再利用(Reuse)。产品要得到尽可能多次的或多种方式使用,以防过早成为垃圾;在生产中,制造商要按标准进行生产,使电子类产品能便捷地更换零部件而不必更换产品。在生活中,在把物品扔掉前应想一想再利用的可能。要培育二手货或闲置品市场,将可用的或可维修的物品通过市场交易给需要的人使用或捐出。鼓励再制造产业发展,以便拆解、修理和组装用过的或破损的产品。再利用技术处理废弃物要耗费能源,水、电与其他物质,还将排放新的污染物。因此,最简单的再利用是修旧利废而不是频繁更换物品。

    再循环(Recycle)。要求人们尽可能多地再生利用或资源化,以减少垃圾产生和最终填埋量。资源化的最好方式是原级资源化,将消费者扔掉的废物资源化利用后形成与原来功能相同的新的产品;其次是次级资源化,即将废弃物转变成不同类型的新产品。原级资源化可以减少20%-90%的原生材料使用量,次级资源化最多能减少的原生物质使用量的25%。物质作为原料进行再循环只能作为最终解决办法,需要在产品再使用、元部件维修更换、技术性能的恢复和更新等所有环节完成后才加以实施。

    凡排放或吸收二氧化碳的行业,均存在发展碳循环经济的潜力。即碳循环经济具有行业渗透性,覆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空间尺度上,可以覆盖局部的、区域的、国家的和行星的范围。

     

    3、绿色标准与绿色国力

         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绿色生产力工作委员会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出贡献的企业和单位,在绿色标准引领和绿色国力展现两个方面分别给予了“一带一路”绿色生产力领跑者的称号,他们的业绩是:

        1)绿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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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以中国环境标志标准互联互通为目标,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先后与新加坡、泰国、俄罗斯、乌克兰、柬埔寨等国,开展了大量环境标志标准互认工作。深入实践柬埔寨环境标志能力建设太阳城登录、中泰环境标志通用标准以及基于GEN平台的全球多边互认太阳城登录,让“一带一路”国家人民享受到中国生态文明的福祉。环境标志双边、多边合作的成功,践行了习近平主席号召的“一带一路”合作的“开放、绿色、廉洁”。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突出自身技术优势,运用中国环境标志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做贡献,独具亮点,前景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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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标准馆,牵头组织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在东盟、中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中国标准走出去”专项研究,提出一套可验证、可复制、可持续的标准走出去支撑模式,推动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太阳城登录研究成果夯实了中国标准“走出去”的理论基础,标准化中英双语智能翻译云平台,突破了标准语言交流障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以“标准‘连通’”,打造东盟农业标准化合作硬机制,助力东盟国家减贫扶贫。推动中国航天等行业技术优势标准走出去,成为打破市场壁垒的突破口。标准引领,见诸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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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组织“应对气候变化碳减排途径与绿色低碳发展”培训,先后有“一带一路”4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培训。通过统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多渠道的科技合作,成功建立中国-南盟环境保护合作交流平台,从大气环境治理、水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领域,开展中国-南盟环境保护技术需求研究工作,推进环保政策与技术合作。先后完成69份“应对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合作基础和未来合作展望”的国别报告。在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方案、推进“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等方面不断进取,实践顶天立地惠民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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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分公司,在实现我国天然气进口多元化的战略布局中,推动中国先进绿色标准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应用转化,实现我国标准被国外引用、转化或应用19项。在提升中国标准的国际话语权、深化中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成功建立了中国四大绿色能源通道。用绿色标准支撑绿色管道,改善我国能源结构,提高大气环境质量,成为中国推动绿色能源战略,依托标准引领的成功见证。在为“一带一路”气源国及过境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和良好社会效益的成功实践中,为绿色优先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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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推动中国建材主力军水泥产业“走出去”,历经研究、转化、批准全过程,从原材料测试方法到成品质量控制,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8项国家标准,完整地转化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成为建材行业标准“走出去”并配套百万吨水泥厂建设的成功案例。不仅为蒙古国解决了道路水泥、机场水泥等特殊需求,而且为我国更多的建材标准、技术、产品、装备“走出去”,提供了“聚焦转化重点、缩短转化时间、提高转化效益、创新转化模式”的可借鉴模式。

     

        2)绿色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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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载实施三峡集团“走出去”战略、打造国际一流清洁能源集团的重要使命。投资成果成功培育了扎根于“一带一路”的三峡巴西公司、三峡欧洲公司、三峡南亚公司、环球水电公司等,通过股权并购,为“一带一路”国家送去绿色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先进装备和太阳能电厂补充水电厂的前瞻性技术,为“一带一路”国家输送“属地化经营、生态移民、教育扶贫、绿洲建设、动植物监测、水生生物保护”等全方位绿色实践。绿色国力,大国重器,更高水平“走出去”,更深层次“融进去”,全面实现工程太阳城登录高规格、开发模式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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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共设立了12家分支机构,深入拓展“一带一路”市场,与50多个国家共同搭建了较为完善的经营网络,先后创下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海外工程承包和冶金成套设备出口的多个“最大”纪录,如:土耳其950mm热连轧太阳城登录、600MW发电太阳城登录;阿尔及利亚230万吨综合钢厂太阳城登录、250万吨直接还原铁太阳城登录;俄罗斯550万吨烧结太阳城登录、250万吨焦炉太阳城登录,都成为绿色国力走出国门的典范,树立了中钢品牌。在太阳城登录设备及生产工艺按中国标准设计,按照欧洲供应商的保证指标,推荐使用中国装备方面,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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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疏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规模的疏浚公司,拥有11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在大型疏浚船舶设计制造方面打破西方垄断,填补国内空白,在疏浚船舶自动化、智能化、工艺技术设备高效节能和施工环保方面拥有世界先进核心技术,在流域综合治理和海洋保护与开发方面形成了特有的核心竞争力。依托中交集团全球经营网络,建立了东南亚、非洲、中东、美洲、欧洲五大区域中心,2015年以来,承揽境外太阳城登录148项。在“一带一路”国际业务发展方面秉承“交融天下,建者无疆”的企业精神,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疏浚、环保和海洋产业集团目标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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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肩负打造国际一流清洁能源集团的重要使命,广泛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清洁能源建设,将东南亚作为“一带一路”太阳城登录的主战场,以钢铁高效发电技术为依托,开拓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际市场,已承接“一带一路”工程太阳城登录20余项。申请两项国际专利,大力推广冶金低热值燃气高效清洁智能发电技术及超高温超临界高效火力发电技术,成功进行产业化,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先进的发电技术,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将中国的绿色生产力转变为“一带一路”的绿色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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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五大领域装备走出去太阳城登录组

    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对接国际认可的规则、标准和最佳实践”的指示,铁路、航空、航天、海洋、核电五大领域装备与工程标准共同开展“走出去”研究实践,在俄罗斯、老挝、埃塞俄比亚等国,在铁路建设,中俄民机联合研制,印尼、老挝、委内瑞拉、泰国遥感卫星地面系统,东盟、中亚海洋监测与调查,巴基斯坦核电建设太阳城登录中,实施了工程最佳实践,极大提高了中国标准的国际认可度。为政策、规范、标准三位一体的连通提供了成功案例;为互联互通提供了机制保障,创造了国与国的合作范例。让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一带一路”中国企业的共同追求。

     

    4、欧盟发布2030年气候目标计划

    2020年9月17日,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发布《2030年气候目标计划》(2030 Climate Target Plan),提出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1990年至少减少55%,较之前40%的减排目标大幅提高,并提出了各经济部门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政策行动。

     1)提高气候目标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到2030年实现55%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不仅能使欧盟坚定地走上实现气候中立的轨道,而且将使欧盟工商业成为全球的开拓者。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加速清洁能源转型,同时需要解决不利的社会影响,并在欧盟及其成员国部署适当的政策。到2030年实现55%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还将在健康、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环境退化等方面带来显著的共同效益,从而改善欧盟公民的福祉,并将有力地支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复苏以及欧洲经济的长期竞争力与恢复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以改善生活条件和健康,创造就业机会,降低能源成本。实现55%的温室气体减排将使空气污染在2030年比2015年减少60%,并至少减少50亿欧元的空气污染控制成本;生活条件和医疗水平改善将减少1100亿欧元的健康损害;能源安全提升将使进口额减少1000亿欧元。

    2)欧盟各经济部门雄心勃勃的行动

    (1)包括建筑、交通和工业的能源系统转型。为了实现55%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建筑和发电行业需要实现最大程度和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与2015年相比,减排60%以上。到2030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份额将至少增加1倍,从目前的32%提高到65%以上。可再生电力的部署为其他部门的脱碳提供了重要机会,如建筑和工业的供热及制冷等。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供热及制冷领域的普及率将达到40%左右。建筑部门的能源使用占欧盟最终能源的40%,其温室气体排放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6%,在减排方面具有巨大的成本效益潜力。要充分挖掘这种潜力,就需要在2030年之前将翻新率(目前约为1%)翻倍甚至更多。2015年,交通运输部门在可再生能源中所占比例最低,仅为6%。到2030年,通过进一步发展和部署电动汽车、先进生物燃料和其他可再生及低碳燃料,将交通运输部门在可再生能源中的比例必须提高到24%左右。实现55%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将产生新的更加绿色的能源组合。到2030年,煤炭消费量将比2015年减少70%以上,石油和天然气将分别减少30%和25%以上,而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将会增加,达到最终能源消费总量的38%~40%。

    (2)非二氧化碳排放。甲烷、氧化亚氮和含氟气体(F气体)等非二氧化碳排放约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0%。到2030年,这些非二氧化碳排放可以比2015年减少35%。在现有政策之外,能源部门在低成本的额外减排方面表现出最大的潜力,尤其是避免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在生产与运输过程中泄漏的甲烷排放。根据现有政策,尤其是到2024年单独收集生物废物义务以及生物废物填埋禁令,废物部门预计将大幅减少其排放。

    (3)土地使用部门。不变的土地利用方式和伐木的进一步增加(部分受森林成熟龄的影响),可能导致碳汇到2030年进一步下降到2.2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如果在未来几年迅速采取行动,到2030年,欧盟陆地碳汇减少的趋势可能将被扭转,碳汇水平将再次提高到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六、本刊评论员:标准保护地球

    2020年世界标准日提出“标准保护地球”的最高大上主题,并在祝词中点出地球与太阳的关系,明示“地球是浩瀚太阳系中仅有的生命之舟,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依赖于太阳的能量”。把地球生命与太阳能量的相互依存关系表述的淋漓尽致。为此,整个地球,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制定“标准的标准”,以便真正实现“标准保护地球”的重任。

    首当其冲的节能减碳任务是聚焦绿色、低碳新兴产业,加强中国生态工业园区监管,实现全领域检测要求,制定数字生态指数标准等全方位的监测、评价、管理标准。在化石能源时代,标准导向是发展节能减碳技术,但也要强调创新。山东大学朱维群课题组提出的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新工艺,意在从能源、材料两方面节能减碳,属于标准创新,并为工程优化、验证、推广开路。当然,我们还期待着在替代化石能源领域出现零碳燃料,给国人更大的惊喜。

    在标准保护地球的指引下,一个重要问题是正确平衡公众健康目标与投入产出效益。本期详尽介绍美国《清洁大气法》有关大气环境标准利益衡量的法律诉讼案例,就是为国人提供借鉴,懂得确保公众健康的目标,最终可以不考虑投入成本,但在替代化石能源、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所有的替代技术必须把降低成本、产生效益放在重要位置。

    标准保护地球的导向,最大限度的提升了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步伐,无论是绿色金融、碳循环经济、绿色标准与绿色国力,以及欧盟发布的2030气候目标计划,都给我们带来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紧迫感,督促我们自觉消除标准的部门、行业、行政区界造成的碎片化,用绿色标准提升标准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精准化、整体化。

    2060碳中和目标,有了“标准保护地球”,会真正促成地球村同心协力;有了“标准的标准”,会全面提升标准的执行力和绩效;有了“绿色标准导向”,会更有利于全民聚焦生态优先享受生态福祉。对于标准的全方位导向作用,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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